一场台风刮出水下宝藏
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再现海上丝绸之路辉煌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22-11-22   字体大小:

1.jpg

  青釉印花瓷盘(左)和高足杯(右)是元代晚期龙泉窑产品,是从圣杯屿元代沉船中出水的。 (漳州市博物馆供图)

2.jpg

  青釉印花瓷盘(左)和高足杯(右)是元代晚期龙泉窑产品,是从圣杯屿元代沉船中出水的。 (漳州市博物馆供图)

3.jpg

  水下考古工作者清理后的瓷器原始堆积。(漳州圣杯屿水下考古队供图)

  1 未能到达目的地的古代海船,在水中存下一份文化遗产

  近期,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瓷碗走红网络,这件瓷碗的特殊之处在于碗内有制瓷工匠书写的一首唐诗,“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水深偏责就,莲尽更移舡”,这首诗不见于《全唐诗》,它藏在历史深处,直到近期才与公众正式见面。

  长沙窑是唐五代时期一处以外销为主的商业性瓷窑,写有“住在绿池边”一诗的瓷碗,出土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长沙窑遗址区。

  其实,为数巨大的长沙窑瓷器出水于沉船。2020年9月,上海博物馆推出“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满载唐朝瓷器的商船,其中数量最大的就是长沙窑瓷器,达57500件。

  长沙窑瓷器率真活泼,制瓷工匠喜欢在瓷器上写诗,“宝历风物”展中就展出了一件,也是青釉瓷碗,碗内的诗云“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中国外销的大宗产品,其重要性不下于丝绸,因此有学者提出“丝瓷之路”的说法。大量外销瓷器,漂洋过海,顺利到达目的地,成为买主欣赏的收藏品或是日常使用的物件,也有大量外销瓷器,随船只沉没在海中,直到千百年后才重见天日。

  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正在举行“海贸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果展”,展出文物422件,展品均为往年采集发掘的漳州海域遗址文物,其中约320件来自圣杯屿元代沉船中的龙泉窑瓷器。

  圣杯屿海船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出水的龙泉窑青瓷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器型以碗、盘、洗、碟为主,少量盏、高足杯等,其中不乏精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不妨来看展览中的三件文物。

  第一件是青釉双鱼洗,这件文物仅有巴掌大小,可爱的是内底模印两条游鱼,倘若倒入水,随着水波荡漾,鱼儿也像是游起来了,饶有情趣。

  第二件是元代龙泉窑的创新产品——高足杯,这件高足杯的足呈喇叭状,顶着一个口微向外撇的圆杯;青绿釉泛灰,通体冰裂纹;内壁上、下部各刻划一圈细弦纹,内底模印一图案,模糊不清;外壁上部刻划四道弦纹和五级短斜线,下部用三齿篦梳刻划五瓣花卉,“五线谱纹”是人们对此类纹样的通俗称谓。高足杯在元代较为多见,不仅龙泉窑烧造,其他窑口也大量烧造,其流行原因与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高足杯又有“马上杯”之称,很方便他们在马上执足饮酒,豪放的蒙古人没有酒,就像草原上没有长调一样乏味,江西高安曾出土一批元代青花瓷,其中一件上书“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

  以上两件文物都小而巧,第三件被称为龙泉大盘,口径35厘米、足径6.2厘米、高4.3厘米;青绿釉泛灰,内底中心微隆,外底较平;内壁刻划一圈草叶纹,是通过印花的方式刻划出来的,印花最大的好处是能大量、简易而高效地生产受到市场青睐的瓷器。

  从精巧的双鱼洗到别致的高足杯,再到龙泉大盘,每一件初看平平无奇的龙泉窑青瓷瓷器中,不仅蕴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趣,也传递出中外交流的宝贵信息。展览中一些体型较大的瓷盘,在一堆碗碟中显得格外醒目,向我们描绘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景象。专家表示,元代龙泉窑瓷器外销迎来鼎盛时期,窑厂开始有意识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偏好来生产定制瓷器,比如受到西亚围坐成一圈吃饭的习俗影响,远销到这一地区的碗盘形体较为硕大。

  2 全面发掘圣杯屿元代沉船,大量瓷器将重见天日

  许多考古发现源于偶然,圣杯屿元代沉船亦是如此。

  圣杯屿位于漳州漳浦县古雷半岛东南海域中,菜屿航门西南侧,距大陆最近点630米。菜屿航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要道,直到今天依然是船只南来北往的通道。这一带暗礁丛生、潮汐变幻莫测,是船只事故多发区。七百多年前,一艘满载龙泉窑瓷器的货船,沉没在距圣杯屿西南面200米的大海中。沉船的发现,说来与一场台风有关。

  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鲇鱼”在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杏仔村附近渔民的养殖箱沉入海底,渔民雇请的潜水员在打捞养殖箱时发现了零星瓷器。同年11月,漳州文物市场上出现宋元时期水下文物,文物部门很快追查到海船位置在圣杯屿附近海域,并通报当地相关部门,安排当地老渔民日常守护。

  这艘沉睡了数百年的古船究竟是什么样子?装载有哪些物品?它因何沉没?为了探明这些被水“掩埋”的历史,国家水下考古队联合福建省、漳州市自2014年起先后三次对圣杯屿水下海船遗址展开调查和发掘。

  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确定圣杯屿海船具体坐标,共发现6道隔舱板,采集标本以青釉碗、盘为主,少量洗、碟、高足杯等,均为元代龙泉窑产品。2016年8月,再度进行水下调查,本次调查面积约1600平方米。

  2021年6月,文物部门对遗址水下文物分布范围、保存状况、遗址性质、船体及船体埋藏状况进行了重点调查,获取了一定的遗址影像、测绘及周边物探数据,共采集标本468件套,发掘出水瓷器228件套。随后召开了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专项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考古研究价值高,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交通史、陶瓷贸易史、造船技术史等,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和实物资料,建议尽快组织实施全面的水下考古抢救发掘。

  2022年4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圣杯屿海船考古发掘”被列为水下考古重点项目之一。随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遗址开展全面发掘,对水下文物进行提取,并在周边海域进行水下考古调查。

  当我们在赞叹出水文物的精美时,也不要忘了这些文物重见天日经历的艰辛过程。

  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的环境完全不同,更具难度。水下考古先要进行陆地调查,寻找水下古船相关遗物线索;进行物探调查,确定水下遗址位置及海底地貌;进行水下重点调查,对遗址分布范围、价值进行认定。之后才能展开水下发掘,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与全面揭露,这其中包括清理、编号、测绘、摄影、摄像、提取、运送、固定等环节,出水文物因为脱离了海洋环境,要对其进行及时保护,这又涉及到一整套技术。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从1987年打捞“南海一号”至今,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进的技术与理念,让更多考古信息得以保留,让我们更真切触摸历史。

  3 明朝漳州月港成为大帆船时代的明星,和平贸易促进文化交流

  漳州面临台湾海峡,“雄踞海滨”,海上航线四通八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留存下了许多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记忆以及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国家水下考古队已在漳州海域发现水下遗址22处,经过水下探摸确认的水下沉船遗址10处。这些遗存均位于近海,离岸较近,水深10至30米不等。既有唐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贸易海船遗址,又有明末清初至近代的战船、军舰遗存,类型十分丰富。

  水下考古,让这些遗落在海底的颗颗明珠重现光芒,也证实了漳州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节点。

  早在汉朝,南越王赵建德在漳州伐木为船。唐代有来自康国的胡商在漳浦温泉浴投铜币洗浴的记载,康国在中亚,就是唐风吹拂到的撒马尔罕,撒马尔罕的商人不仅来到了长安,也来到了距长安千里之遥的漳州。五代、宋、元,漳州的海外交通贸易继续发展。但其状况都比不上明代中后期,这时,漳州月港崛起了,一跃成为兴盛的国际贸易港口。

  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政策松弛,准许开广州、月港两口进行海外贸易,其中广州主要负责朝贡贸易,月港可以允许商人出海贸易,一个是内向型港口,一个是外向型港口。

  月港崛起的时代,正是大航海的时代,经停月港的船只,连接起的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漳州月港出发的海上航线,东达日本,南通菲律宾,西至马六甲,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到达亚欧美非大陆,主动与欧洲人开辟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相连接,共同开辟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

  漳州月港由此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繁荣,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接力谱写了一曲古代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华美乐章。

  从史料记载看,当时,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畅销海外的商品汇集到漳州,与漳州本土生产的漳州窑瓷器、天鹅绒等商品一起,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往海外;一些原产海外的农作物,也经由月港传入国内,深刻影响明朝农业格局。如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留下了大量与月港相关的档案资料、文艺作品等,印证了漳州月港曾经的辉煌。除了货物的流动,也有人的流动,月港是明朝中晚期大规模华商华侨闯荡世界的出发港。

  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的瓷器、明代月港码头遗址等遗存,提示今天的读者,先民曾如何热情拥抱海洋,他们不惧风高浪急,向海而生,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和平贸易,推动文化交流。今天,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古老的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人的视野与胸襟更加开放,成果也更加显著。

  千帆竞逐,涛声依旧。


浏览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