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既有高度的智力，又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读过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人，相信都会对序言中这段妙评记忆深刻。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在散文、诗、词、书法、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被称为“三苏”。

惠州市东坡纪念馆内的三苏雕像。梁维春摄

苏轼的仕途饱经劫难。在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漩涡中，他坚持以国计民生为宗旨，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对待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不同政见，不肯随波逐流，给后人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和“竹杖芒鞋轻胜马”的坦荡。

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倾轧夹击，没有动摇苏轼尚德爱民、执法严明、“节用廉取”、克己奉公的廉政理念。《宋史》本传评价苏轼有四大特立独到之处——“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卓越），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他的事迹也如其诗词文赋一样，诚恳真挚，充满创见，精彩动人。在贬谪惠州期间，苏轼留下了“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的千古名句，赞美梅花冰晶玉洁、清丽温婉的品格，这也是他独屹风雪、不媚世俗的真实写照。

爱民之深忧民之切

北宋嘉祐初年（1056），眉州布衣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在翰林学士欧阳修的推荐下，苏洵所作的《衡论》《权书》等作品，被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次年，苏轼、苏辙同榜进士及第，“三苏”自此名动四方。

作为当年殿试的主考官和文坛宗师，欧阳修对弱冠之年的苏轼不吝赞美之辞，并大胆预言其将来必出人头地。而宋仁宗初读苏氏兄弟所写的制策，更是大喜过望：“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参见《宋史》本传）

事实上，这个拥有王佐之才的家庭，本是唐代宰相、初唐“文章四友”之一苏味道的后裔。苏轼自幼成长于“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环境中（《答任师中家汉公》）。父亲苏洵曾将家中几千卷藏书亲手编辑、校对，赠给兄弟俩，叮嘱他们勤奋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参见苏辙《藏书室记》）。苏轼的母亲程氏好诗书，识大义，时常向儿子们讲述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在父母熏陶下，苏轼很早就发奋努力，萌生用世之志。

惠州市通过众多雕像纪念着苏东坡在惠州的故事。梁维春摄

早在参加科举考试时，苏轼就在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表达了对上古先贤“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推崇。在入仕之初，民本思想便在其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嘉祐六年（1061），24岁的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赴任后，他四处了解民情，派人挖掘涝池储水，防范水灾和旱情；修订衙规，缓解民众繁重的差役。

苏轼平生宦游四方，所到之处，无不以便民、利民、安民为治理初衷。熙宁七年至九年（1074－1076），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任上，遭遇荒旱。他率领民众积极灭蝗抗灾，又巡城搜寻弃婴，将之安置在百姓家中抚养，并从官方赈济灾民的米粮中，专门划拨出一部分用于哺育弃婴，每人按月发放，救活了数十个婴儿。

熙宁十年（1077），黄河决口，大水漫至徐州城下，富人们争相出逃。刚到任徐州知州不久的苏轼当众立誓，与全城共存亡：“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他紧急增调兵卒，率领众人冒着日夜不止的大雨修筑堤坝。他以堤为家，过私宅而不入，派遣官吏分段守堤，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惠州西湖孤山上的东坡雕像。梁维春摄

苏轼曾两度调任杭州，除了主持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的功绩至今为人所称道外，他还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如“分坊治病”的实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时逢杭州大旱，饥馑瘟疫并发。苏轼一方面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方”的药方，令人大量熬煮稠粥和药剂，派遣官吏带领医生“分坊治病”；另一方面，考虑到杭州历来为水陆交汇之地，人口众多，疫病一旦暴发必将迅速蔓延扩散。于是，他在从财政拨款二千缗（一缗约为一贯铜钱）的同时，又卖了妻子陪嫁的首饰，加上积蓄，自捐黄金五十两，在城中建安乐坊（后改名安济坊），为老弱贫病者提供免费治疗。苏轼在任期间，安乐坊医治了近千名贫困病人（参见《宋史》本传）。有学者认为，安乐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公立医院。

执法严明节用廉取

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一文中曾明确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指出为官之道的核心是“尚德”，提倡用清廉与否来决定官员的升降与任免，评判官员业绩时应以“清慎”居先，因为“德之至贵，故他功之莫如”，良好的操行比从政的才干更为重要。

在《策别》系列策论文章中，苏轼又阐述了一系列约束和惩治贪腐的办法，具体包括：“厉法禁”，破除“刑不上大夫”的旧办法，严格执法，一视同仁；“抑侥幸”，唯才是举，抑制、裁汰长期困扰北宋官场的冗官闲员；“决壅蔽”，提高办事效率，杜绝久拖不决导致金钱开路等腐败现象；“专任使”，对于专业性强、地位特殊的岗位，如“大司农”（主管财政），“择人宜精”“任人宜久”；“无责难”，实行连带问责制，下属官员犯罪，上级长官也要因督察不力而受到处分；“无沮善”，对于知错能改、有上进心的人，要保护其积极性，不要轻易阻绝升迁之路。

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文化长廊内的东坡雕像。梁维春摄

在实际工作中，苏轼亦高度重视法纪严明。元祐八年（1093），他赴北宋边防重镇定州（今河北定州）任知州，刚到任便发现当地防务松驰，军纪涣散，军官任意克扣军饷赏赐。他立即把贪污之人发配到远恶之地，明令禁止偷盗、赌博、酗酒等行为，随后又修缮营房，从军容军姿等细节开始，重振军队旧制，恢复日常训练，众人都畏惧服从。定州人都说：“自从韩琦（北宋名将、三朝宰相）以后，好久不曾见到这礼制了。”（参见《宋史》本传）

另一方面，苏轼还提倡“节用以廉取”，建议朝廷节约开支，反对铺张浪费，减轻民众负担。（《策别》十三）他在担任开封府推官期间，以“决断精敏”闻名。上元节时，朝廷诏令低价从浙江购买一批花灯。苏轼上疏称，此举不过是为了取悦宫中，然而对百姓来说，却是“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买灯一事因此作罢。

元祐七年（1092），苏轼任扬州知州。扬州每年春天都依惯例仿洛阳举办“万花会”，苏轼以劳民伤财之故勒令停办，“人皆鼓舞欣悦”。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表示，取缔花会一是“用花千万朵”，太过奢侈，二是“吏缘为奸”，有官吏借机扰民敛财，“万花会”实为“扬州大害”，取消之后，“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参见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

甘于贫苦克己奉公

在生活中，苏轼朴素清俭，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为做人的原则。他还总结出“三养”心得：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东坡志林》）

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中有一则苏氏兄弟年少时“日享三白”的轶事。所谓“三白”，即“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苏轼觉得“三白”之美，甚于山珍海味，以此来磨练清苦意志。

苏轼在密州所作的《后杞菊赋》中，自言仕宦十九年来，“家日益贫”，衣食今不如昔。密州旱灾严重时，身为一州地方长官的苏轼也不得不与同僚到古城废园里采摘枸杞、野菊果腹。他风趣地调侃道：以杞菊为食，说不定还能像“孔门十贤”中的子夏那样长寿呢！

惠州的荔枝因东坡的诗句而名扬全国。梁维春摄

然而，这篇抒发超然物外之情的文章，在元丰二年（1079）却成为苏轼“讥刺朝政”的罪证之一，使其蒙冤下狱，险些丧命，史称“乌台诗案”。

此后，苏轼的命运更加起落跌宕。在晚年所作的《自题金山画像》中，他不提自己三任尚书、两任翰林大学士的荣耀，却把人生三大失意处——黄州、惠州、儋州，视为“三大功业”。

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数年间，他身居闲职，几乎没有俸禄，勉强靠着积蓄维持生活，每餐只有一菜一饭，每日开销只有一百五十文钱。但当他发动黄州富民捐资捐物，成立抚养弃婴的“育儿会”时，却带头捐了十千钱。

绍圣元年（1094），苏轼又一次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流放到惠州（今广东惠州）。为解决当地人民出行之难，他四处游走，筹资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为此还捐出了皇帝所赐的犀带。此外，他积极传播插秧技术，建造水碓、水磨，推广减轻农民劳作艰辛的“秧马”，深得民众爱戴。

尽管“无权签署公事”，苏轼仍旧积极为当地出谋划策，如雇人收埋江边枯骨、筹建惠州驻军营房、为百姓求药除疫等。他还提议将蒲涧山（今白云山）上的泉水引入广州，解决城中饮水困难。如今，惠州还存有“苏堤”、朝云墓、六如亭、合江楼遗址等多处与苏轼有关的珍贵人文遗迹，由苏轼始建的东新桥和西新桥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绍圣四年（1097），年届六旬的苏轼再一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在儋州（今海南儋州），他以竹寮为屋，以蕃芋为食，以著书为乐，开馆办学，指导农耕。四年后，苏轼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今江苏常州）。

苏轼后半生颠沛流离、忧患不绝，对此，《宋史》本传认为，苏轼自出仕以来，“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在苏轼看来，不容于朝堂，是他不肯“贪得患失，随世俯仰”，宁可“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所付出的代价（《杭州召还乞郡状》）。然而在后世看来，苏轼忧国忧民的情怀，廉正无私的气节，勤勉肯干的作风，无论穷达显隐、始终坚守“初心”的品质，却正是苏轼人格魅力中最为光彩照人的部分。

惠州市东坡纪念馆内。梁维春摄

【评说苏轼】

历史上但凡留下口碑的官员，对“廉”字在宦海生涯中应当占有怎样的地位，往往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如宋朝罗大经认为：“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杨伯子的话更狠：“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元朝张养浩是讲道理：“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爱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因此，“与其戚于己败，曷若严于未然”。清朝金埴的说法是：“一丝一粒，民之脂膏也。故廉是居官分内事。”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苏轼对“廉”之见解，以其《六事廉为本赋》为代表。六事，即《周礼》所开列的评判官吏素质和能力的六项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苏轼在郑玄注疏的基础上予以了进一步阐发，在指出六事“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的同时，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论断，明确为官“廉为本”，舍此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还有个形象的比喻：“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苏轼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许多职务，不乏左迁，无论在哪里，“文章之雄隽”自不待言，“政事之精明”也是《宋史》的定论。这一切，该得益于他对“廉”之透彻认识的前提吧。

清朝陈康祺说：“士未有未仕时律身不严，而居官能以清廉著闻者。”此说或有些许绝对，然而逻辑上可以成立。倘若居官前德行不堪，居官后脱胎换骨，可能吗？苏轼少年时读到石介《庆历圣德诗》，便“历举诗中所言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诸贤以问其师”，声称“正欲识是诸人耳”。那么，他的《六事廉为本赋》的出世及践行，岂是偶然？

——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