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百岁的老红军方槐精神头不错,只是听力衰退了。方老的笑容很慈祥,讲到开心处笑得灿烂而纯真,让人很难想到,这是一位历经战火洗礼的铁血军人。
方槐是江西于都人,1917年出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航空训练班学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199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啊!对!长征!”采访开始,看到记者在电脑上打出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方老有些激动,眼睛亮了,声调也高了。
踏上征途
1932年2月入伍时,方槐还不满15岁,个头“没有一支枪高”。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成长很快,先后担任通信员、副班长、班长、排长、干事,至红军长征前,已是一名“老兵”了。
1934年9月,红军行军途中,在一个叫平安塞的地方宿营。此处距方槐家乡银坑圩很近,时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的方槐请假回家探望。政委批准后指示:时间很紧,吃过饭还要夜行军,两个小时赶回部队。
在两位战友的陪同下,方槐赶回家。到家时母亲正在做饭,见到他特别高兴。家里没盐没有做菜,母亲要杀只鸡,煮熟给他们拌辣椒吃。3个年轻人等不及,只站在家门口和乡亲们聊了会儿天,就匆匆归队。分别时母亲问方槐:“你两三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又不住下就要走,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要打仗,打了胜仗后,再回来看你们。”方槐带着不舍决然离去,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投入到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征途之上。而这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也由此融入家国兴亡的大背景下,当他们再次团聚,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
长征路上,方槐担任过“收容队”的领队人,带领战士们检查各单位群众纪律,督促和收容掉队人员,将重伤员和病号寄留在百姓家中。在会理,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干事兼青年干事训练班班长,带领青训班的同志们参加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行动。到达陕北后,他调到红十五军团工作,先后任干事、科长和青年部部长等,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80多年过去,方槐关于长征的一些记忆变得模糊,但他对其中的重要节点和大事件印象深刻。提起血战湘江时部队的惨重伤亡,他说道:“毛主席没有出来嘛(没有军事指挥权)!”忆及遵义会议,他说,“毛主席出来了!”并作着胜利的手势。
坎坷磨砺
谈起长征途中吃的苦、遇的险,老人摆了摆手说:“为了红军胜利,那都不算啥。”
在女儿方蕾眼中,方老是个坚强而乐观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坎坷,都以苦为乐,一笑置之。
方蕾说,几年前方老的表达要流畅得多。散步时会向年轻人讲起往昔。有一次,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起的土几乎把他埋了。过贵阳后,部队三天三夜没正式吃饭喝水,他的包里有颗咸蛋,虽饿得发慌,但因没水喝一直没敢吃。到了云南边界遇到小溪,才拿出来和三个同志吃掉。
经历战争年代磨砺,方槐形成了做事认真、生活节约的习惯。离休后,他练书法、种花、钓鱼,每件事都干得认认真真,颇有成绩。他自己很节约——前几年手脚利落时还自己补袜子,并把洗完衣服的水存起来冲厕所,但献爱心捐款时却出手大方。
“(战争年代)我没被打死,还算不错。”方老笑眯眯地说,“首长说我‘能吃苦、不怕死’!”那么,究竟吃了哪些苦,哪件事彰显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恐怕只有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才讲得清吧。
志学飞行
“陈云同志对我讲,你到新疆去学个飞行吧?”方老至今记得陈云找他谈话的情景,回忆至此,依然自豪和兴奋。
1937年12月底,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方槐接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通知,要他到中央组织部去,陈云同志要与他谈话。见面后,陈云很亲切地问了他的基本情况,拿出一张《解放日报》让他读其中一篇文章。陈云听后说,还不错,算个有文化的人。
陈云介绍了党中央决定选调一批同志到新疆去学航空知识的情况,并询问方槐的想法。方槐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只是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低,怕学不好辜负组织的培养。陈云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表示坚信他一定能学得好,将来一定会成为红色空军的优秀飞机师。
长征路上频频遭遇敌机,每当遇袭,同志们总是怒目朝天,心里不服气地对着敌机大喊:“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不可!”基于这种经历和情感,当组织让方槐“飞上天”时,他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完成好任务。
之后的岁月,方槐开始了飞行生涯。在新疆学飞行时,方槐和战友们这些苦出身、文化低的“大兵”,刻苦学习,攻下诸多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全数进入初教机训练。
方槐曾飞在新疆广袤大地的上空,飞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他曾飞过天安门,也曾在碧空中俯瞰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无论飞得多高多远,他始终难忘自己参加长征的日子,“正是那时的砥砺、滋养、熏陶,给了我展翅翱翔的志向和力量。”
近段时间,方老因身体原因住院休养,但老人始终念念不忘长征精神的传承,他打算出院后到部队、院校给孩子们讲一讲过去,引导大家不忘当年参加长征前辈们的初心和奋斗初衷,在新的征程上追逐新的梦想。(记者倪光辉 张伟 穆琳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