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邵晔考取进士，被任命为邵阳主簿，正式步入仕途，后调任大理评事，同时出任蓬州出任录事参军。当时，太子中舍、蓬州知州杨全，是个独断专横不明事理的人。蓬州平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告为抢劫犯。

　　杨全没有听从邵晔的意见，强行要将张道丰等三人处以死刑，三人哀嚎不止，不服判决，无奈之下杨全只得将他们再次收押监牢。邵晔重新仔细核定案情并派人继续调查，最终真相大白，使真正的案犯落网，张道丰等三人得以无罪释放。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朝廷，杨全因失职而被削官为民，邵晔则因此案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宋太宗对邵晔在该案件中的表现大为赞赏，认为邵晔“能活吾平民”。在案件还没有明晰的情况下，邵晔没有随波逐流，附和了事，而是坚持己见，做到不枉不纵。宋太宗认为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嘉奖的，并下令以该案为典型，让百官以杨全为戒。

　　邵晔此后辗转四川、广西、湖南等地做官，累迁至工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宋真宗景德年间，交趾国（今越南境内）国王黎桓病故，出现诸子争位的局面。当时交趾作为宋朝的藩属国，其国内的乱局引起了赵宋朝廷的注意，于是朝廷任命邵晔为缘海安抚使，前往岭表，负责处理交趾国的乱局。

　　面对交趾乱局，邵晔并没有马上向朝廷请旨调派军队前往镇压，而是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手段。他先是致信黎氏兄弟，晓之以朝廷威德，陈明事件其中的利害，促使黎氏兄弟很快就停止内讧，然后又督促黎氏兄弟迅速确立王位继承人并恢复了交趾国对宋朝的朝贡。邵晔不但和平解决了交趾国内的政局动荡，而且维护了宋朝作为宗主国的尊严。因出使有功，邵晔受到了皇帝的嘉奖和赏赐，被授任为兵部员外郎。

　　邵晔从岭表回朝后，向皇帝献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和《宜州山川》地图四篇，详细记载利于防守的险要地带。不久邵晔判三司三勾院，因受他所举荐的人犯贪污案牵连而罢官。皇帝念他平息交趾内乱和一向勤政，仅给予暂时停职了事。

　　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邵晔被朝廷重新起用为兖州知州，历任京东转运使、刑部郎中、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邵晔出任右谏议大夫、知广州。广州临近南海，宋代时隶属广南东路，是当时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商业活动异常频繁，经常有大量外国商船往来。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往来商船往往需要借助季风的帮助才能顺利抵达广州附近，加之珠江淤塞水浅，外国商船无法进入广州。每到季风季节，大量的外来商船只能停泊外海，但常受到台风的侵扰，致使停靠在外海的船只货物损失惨重，有些商人亦因此望而却步。有见及此，邵晔组织人力物力，主持开凿一条内濠，以缓解商船无处避风的情况，使商船在台风袭来时可以入濠避风。这条人工开凿的内濠，位于当时广州的子城内（今越秀区仰忠街至高第街北一段）。邵晔这一举措，不仅大大缓解了风灾对广州对外贸易的影响，为广州在两宋时期进一步走向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不少在广州世代以打渔为生的渔民受益匪浅。邵晔在广州任职期间，深得百姓的拥护，当时广州流传有“邵父，陈母，除我两苦”的民谣，其中所说的“邵父”即指邵晔。

　　邵晔被任命为广州知州时已年届六旬，加之为开凿内濠日夜辛劳奔波，终于身染重疾。广州城内吏民商贾都希冀这位为广州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能得到上天庇佑，身体尽快康复，于是自发地邀请僧侣诵经祈祷，希望邵晔可以逢凶化吉。可惜事与愿违，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最终仍病逝于广州的任上，享年六十三岁。从前广州建有“八贤祠”，邵晔为所祀的“八贤”之一，由此可见他在古代广州吏民心目中的地位。

　　音频内容改编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

　　《爱廉说》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指导，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制作的一档反腐倡廉音频融媒体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