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谔为人刚正不阿，是明代著名言官，《明史》载其“遇事刚果，弹劾无所避”。每次上奏，他“声响甚大”，使“听者悚然”，皇帝下令饿其数日，却仍能大声如初。永乐皇帝感叹陈谔是天性使然，每次见到他时，总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声秀才”。直至明仁宗（永乐帝之子）洪熙年间，仁宗还称呼陈谔为“大声官人”，且认为“此人宜为辅导，使人得易闻过”。

　　当然，言官难当之处在于“忠言逆耳”，难免会触犯天威，陈谔自然也不例外。一次，陈谔因“言事忤旨”，上奏言事与皇帝旨意相违背，皇帝大怒，下令将陈谔带到奉天门“活埋”，以示惩戒。

　　掩埋者对陈谔的话信以为真，果真搬来大瓮，将其身子装入其中，这样，陈谔的身体得以舒展，七天之后，皇帝气消了，见陈谔未死，以为是天意，遂将其释放并官复原职。

　　陈谔并未因此次的处罚而吸取“教训”，其后在陈谔与其他同袍一起联名上奏议事的过程中，又一次触怒了永乐皇帝。皇帝下令，凡联名上奏者，均被暂时停职，被罚去修葺象房，以观后效。同袍们大多花钱雇人来完成任务，而陈谔为官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老老实实地干活。一天，皇帝前往象房观象，看见有一人正在修葺象房，询问左右后，才记起此人正是前些日子被自己停职的陈谔。皇帝顾念其憨厚老实，赞赏他刚正廉洁，又再一次让他官复原职。此后，陈谔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直谏敢言的作风，反而更加积极地指陈官员的得失，弹劾失职的官员，向皇帝提出可行的建议，一时之间，朝纲得到了整肃，皇帝对他更加信任。

　　永乐十一年（1413年），陈谔由云南奉诏回京。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陈谔先后辗转任职于通政使司、应天府（今南京）、刑部、鸿胪寺以及工部，在四年时间里，都是担任代理职务。每到一处任职，陈谔均可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并济，处事总能抓住要领，有所建树，将千头万绪的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署理工部事务时，他的政绩官声犹胜于前。永乐十六年（1418年），陈谔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即顺天府尹。北京城乃天子脚下，达官显贵多居于此，治理难度可想而知。陈谔任职顺天府尹，政事清明，将京城治理得有条不紊，史书称陈谔有“汉张、赵之风”。张、赵分别指在汉宣帝年间担任过京兆尹（相当于京城的行政长官）的张敞以及赵广汉，长安城在他们两人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市无偷盗，百姓安居乐业。一次，陈谔在京巡视时，不慎冲撞了皇太子的仪仗。皇太子将此事上奏永乐帝，永乐帝说，“陈府尹是我父母官”，并未因为陈谔冲撞太子仪仗而怪罪。“父母官”是百姓对那些任职期间为民办实事官员的称呼，皇帝以此称陈谔，实质上是对陈谔施政的肯定和赞许。

　　永乐十七年（1419年），陈谔出任湖广按察使，在其任职的三年期间，湖广地区很少出现冤狱。陈谔还运用自己在署理工部事务时积累的经验，将前任官员未能完成的工程重新规划，做到“民不劳而事集”，没有让工程建设成为百姓的负担。在他即将离任湖广按察使时，吏部侍郎师逵奉命来到湖广处理事务，挽留陈谔担任督军。陈谔恪守军纪，治军严明，下令军队在地方驻扎时，不可扰民以及趁机欺压百姓，严令“扰民者斩”，当地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事毕，改任江西按察使，不久因故被停职，后又因得罪宗室亲王，被贬为浙江海盐县知县。

　　明仁宗即位后，欲为地方藩王挑选一位佐官。朝臣们认为陈谔“忠厚老成，才能兼备”，推荐其出任该职。仁宗皇帝也认为这位“大声官人”能使人容易发现自身的不足以及过失，“宜为辅导”，是藩王佐官的不二人选，遂令陈谔出任荆王长史。陈谔在担任荆王长史时为荆王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史书记载这些建议对藩王皆“匡救多所裨益”。由于陈谔恪尽职守，得到了仁宗皇帝的嘉奖。

　　宣德三年（1428年），陈谔的母亲去世，陈谔回乡丁忧。家乡的老百姓平素就听闻陈谔公正廉明，于是那些含冤受屈的老百姓都向陈谔伸冤，陈谔一一施以援手，尽其所能为含冤的老百姓伸冤平反。

　　丁忧结束后，陈谔复职担任荆王长史，因与荆王不睦，转而出任镇江府同知。适逢户部侍郎周忱奉命在淮河一带督治河漕，陈谔被指派负责修葺河岸堤坝的工作。陈谔根据当地的山川地势，因地制宜，将镇江一带的庙宇、斋堂、学校等皆修葺一新。任期未满，陈谔以年老乞归，镇江百姓感念陈谔为镇江建设作出的贡献，多加挽留。后来，陈谔又多次向朝廷申请致仕，终获允准。归乡两年后，六十八岁的陈谔于正统九年（1444年）病逝，葬于番禺永泰乡白云山栎木坑。

　　陈谔一生以直言敢谏著称，这种直言敢谏的性格为其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不少“麻烦”，致使其仕途多有起落，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改变初心。

　　音频内容改编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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