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弘扬广州红色文化，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广州市纪委监委自2019年6月开设本主题栏目，多角度多形式全面展现英雄羊城的初心传承和使命担当，不断厚植广州红色文化底蕴，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凝心聚力。

邓中夏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员。他在北京大学读书从事青年运动时，便开始从事工人运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长为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他在创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开创铁路工人运动、在领导省港大罢工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在宜章县、衡阳、郴县等地读完私塾、小学和中学后，他到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就读。1917年，邓中夏考进北京大学文学系。1918年，李大钊到北京任职，邓中夏便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启发下，明确了青年的责任和应走的道路，积极从事改革社会活动。

　　1918年4月，在罢学回国的留日学生李达等联络下，邓中夏和许德珩等发动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反日爱国运动，5月21日，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二千多人举行了中国学生第一次罢课游行请愿，并组成“学生救国会”，随后又成立“国民杂志社”。1919年3月23日，邓中夏和黄日葵等发起组成“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邓中夏曾先后任总务干事和编辑干事，长期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在五四运动中及运动以后，讲演团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组织他们向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情愤怒，奋起反对。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和许德珩等与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积极发动学生，5月3日晚，各大专院校代表与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在北大礼堂开会，决定4日举行请愿示威游行。于是席卷全国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风暴爆发了。7月，邓中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曾先后任执行部主任、评议员等职务。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邓中夏和黄日葵、何孟雄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他们又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主持创办《先驱》半月刊作为团的机关报。

　　在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就和工人有过联系。1920年1月，他到北京洋车和印刷工人中进行组织工会活动。4月，他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小组到长辛店演讲，与史文彬、陶宗善等铁路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北京党组织成立后，于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时，创办了由邓中夏主编的通俗小报《劳动音》，指导工人运动。从此北方工人运动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了。邓中夏同共产主义小组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经过艰苦发动组织工作，1921年元旦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逐步把长辛店工人团结起来。5月1日纪念国际劳动节时，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千五百多工人集会庆祝，邓中夏到会祝贺并作了演讲。7月，北京党组织又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创办《工人周刊》，加强对工人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8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在北京设北方分部，邓中夏任分部主任。他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基地推动北方工运，很快就在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为铁路工人运动奠下了基础。

　　1922年5月和1923年8月，邓中夏出席团的“一大”和“二大”，在“二大”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恽代英创办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向青年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理论。这时他们和黄日葵、高君宇等在“少年中国学会”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国家主义的反动主张。

　　1922年5月1日，邓中夏到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的提案《工会组织原则案》被大会通过，成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工会组织的根本原则。7月16日，邓中夏出席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25日，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到上海租界工部查封，迁往北京，邓中夏接任主任。根据党的“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案》决定工会“必须进行为劳动立法运动”的精神，邓中夏为书记部拟定《劳动法大纲》，于8月通知和号召全国工会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各地工会纷纷组成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集会游行，通电国会要求立法，《劳动法大纲》成为第一次罢工高潮时的斗争纲领。8月24日，邓中夏领导组织京汉路长辛店三千多工人的罢工。10月，书记部派特派员指导邓培组织开滦煤矿五万多矿工的大罢工。1923年2月4日，书记部组织领导京汉铁路的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最高峰。

　　在北洋军阀血腥屠杀罢工工人的“二七”惨案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再次被军阀政府查封，职员被通缉，邓中夏转移上海，改名邓安石，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他和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团结全校员工，把该校办成革命大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邓中夏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邓中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书记。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邓中夏针对陈独秀在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观点，发表了《工人运动》等一系列文章进行批判。他强调指出“工人的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一种势力，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主力的地位。”“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他愤慨地说：“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因稍受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1924年5月召开的“上海中央扩大会议”，纠正了忽视工人运动的倾向，决定工农部内成立工会运动委员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邓中夏任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4年夏，邓中夏和李立三、项英等在上海进行恢复工会的工作。他们在小沙渡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9月1日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展会员七十多人，成为工人运动骨干。9月8日，他们领导了上海南洋烟厂七千多工人的罢工。邓中夏说这是“复业开张”的第一次罢工。1925年2月1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八厂整批工人被厂方开除，工人罢工反抗。党中央即决定由邓中夏和李立三负总责指导。12日已经发展到二十二厂四万多工人参加罢工。在17日的示威游行中，邓中夏和戴吉器五十多人被警察逮捕。邓中夏昂首挺胸而行，鼓励大家说：“他们能捉住我们，但是他们打不倒我们!”又说，“帝国主义关我们，是因为他们怕我们，关不了我们斗争的决心。”罢工坚持二十多天，在取得了一定胜利后结束。经过组织营救，邓中夏和被捕工人也获释放。这一次罢工斗争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

1925年，苏兆征(中)与邓中夏(右)等在开会

　　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在决议中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必须工人阶级“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并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邓中夏任秘书长。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当选全总执委，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不久，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决定发动省港工人罢工，派邓中夏、杨匏安到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黄平等，领导党团员发动工人罢工。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同时做争取工团上层分子的工作，邓中夏和苏兆征等亲自找他们个别谈话，开工团代表会议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陈以利害关系。当工人起来强烈要求罢工时，工团上层分子在工人的压力下终于同意罢工。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23日，英法帝国主义者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制造了“沙基惨案”，激发了省港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更大愤怒，香港罢工工人迅速扩大到二十五万人，纷纷离港返粤，到广州的就有十三万多人。广东区委立即组成中共省港罢工党团，抽调党员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邓中夏任党团书记。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邓中夏被聘为顾问，并任纠察队训育长。

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向工人群众演讲

　　邓中夏十分重视罢工组织的建设，他指出省港大罢工是“争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是“旷日持久的斗争”，所以他“最注意的是组织问题”。他和苏兆征等深入发动罢工工人选举组成“省港罢工人代表会”为最高议事机关;由代表会选举产生以苏兆征为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逐步建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的机构。邓中夏说罢工委员会是“小小的政府”，“是将来中国工人政府的先声，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学习。”

　　罢工开始，邓中夏即抓紧罢工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主持创办《工人之路》日报，举办劳动学院、工人宣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劳动妇女补习学校，以邀请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人到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等形式，坚持不懈地对工人进行政治思想宣传教育，使工人觉悟得到提高。

邓中夏亲自创办机关报《工人之路》

　　邓中夏在罢工中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说：“有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增大而高涨，无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削弱而衰落”，并明确指出“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坚持党独立领导工农民运动的方针，又批评“不要国民党来过问”的错误意见，聘请廖仲恺等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顾问。采取工商善后条件等措施，争取商界，巩固了工农商学联合战线，取得了广州政府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援助。对国民党右派以及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则进行坚决的斗争。采取封锁香港，“单独对英”政策，分化英国企图联合各国对我方的计划，集中打击英帝国主义者。因为工人有觉悟，有严密统一的组织，有正确的政策，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者。

　　1927年4月，邓中夏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1月，调任广东省委书记。2月20日，邓中夏在香港竖道一座小房里开省委常委会议时被捕。他自称叫杨富贵，是来香港做生意的。因敌人没有证据，在组织营救下，5月释放后被驱逐出境，到了上海。7月，他作为广东省委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出席共产国际“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任驻共产国际和职工国际代表。

　　邓中夏于1930年7月回国，任湘鄂西特别委员会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翌年1月，他被王明撤消了一切职务，不分配工作，生活也陷入困境。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充满信心积极主动为党而工作。过了将近一年，才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任宣传部长。1933年1月，在中国互济总会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后，邓中夏调任该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进行恢复工作。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布置工作时被捕。他化名施义，称是给人带信的。虽屡遭严刑毒打，遍体鳞伤，始终没有松口。在多方营救下，敌人判了邓中夏五十二天徒刑。后因同时被捕的林素芹叛变出卖，暴露了邓中夏的身份。蒋介石获悉后，即下密令设法引渡到上海公安局转送南京宪兵司令部。此时邓中夏知晓已被叛徒出卖了，但他视死如归，把监狱作战场，英勇无畏地向敌人进行斗争。在审问时敌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时候，邓中夏正气凛然，响亮地宣称：“邓中夏，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委员，”再问他还做过什么工作时，他轻蔑地对敌人说：“不要问了，凭你们蒋委员长的法律，邓中夏这三个字，就够判几个死刑的了。”敌人再审问不下去了，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劝降，以谈理论为名进行挑拨离间，妄图动摇邓中夏的革命意志，却遭到严词痛斥，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在狱中，邓中夏帮助难友学理论，学党史，进行气节教育。他对难友说：“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很快就会杀死我的，但敌人绞不死中国革命。”他又十分激动他说：“我邓中夏化成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写信给党组织说：“同志们!我快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在黎明前黑夜中，敌人从狱中把邓中夏绑了出来，法官问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说吗?”邓中夏哈哈大笑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接着他历数了反动派的种种罪行，然后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法官脸色发白，急忙下令将邓中夏押往刑场杀害。邓中夏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