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彭湃诞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他的乳名天泉，学名汉青。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依然受着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等大小军阀的统治，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彭湃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便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1913年，他进海丰中学读书，喜欢阅读进步书刊，经常到学校后面的方饭亭朗读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爱国名著《正气歌》。1916年，他还与同学一起参加“五·七”国耻反日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日本，彭湃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中国留学生“五·七”国耻纪念大会，遭到日本警察横蛮镇压，彭湃被打伤。他义愤填膺，即在白布上破指血书“毋忘国耻”一幅并写一封长信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极大地激发起海丰青年的爱国热忱，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以后，他还在早稻田大学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的活动。该组织主要是研究农民问题，强调从事农民运动实践的重要性，这对彭湃以后坚定不移地从事农民运动影响极大。
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回国。不久，他到广州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他在海丰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大家学习讨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9月，他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同胞》一文，猛烈地抨击现存的社会制度，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新社会。10月，彭湃应陈炯明的聘请，就任海丰劝学所长（翌年改为教育局长），开始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1922年5月1日，彭湃组织学校师生纪念国际劳动节，学生高举“赤化”两字的红旗，高举“劳工神圣”“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唱着彭湃创作的《劳动节歌》，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这一行动震撼了海丰县城，吓坏了地主豪绅，军阀陈炯明遂辞退彭湃教育局长的职务。彭湃后来在斗争中认识到，“背后绝无半个工农”的师生活动，不足以促成社会革命。因而，他决心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
1922年7月29日，彭湃在自己的住处“得趣书室”组织了有六个人参加的广东省最早的农会组织。以后，农会不断扩大。彭湃把自己从家庭分得的那一部分田契分还给佃户，佃户不敢接受，他便当众将田契烧毁，并对佃户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这一行动，表明了他已彻底与封建地主阶级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终于赢得了广大贫苦大众的信任和拥护。在农会会员的进一步宣传发动下，农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923年元旦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彭湃当选为会长，会员达两万户，管辖的人口约十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
面对反动派的镇压，彭湃没有屈服。他和林苏、蓝陈润等前往老隆，找陈炯明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并到汕头等地组织了有一个县参加的“惠潮梅农会”。通过斗争，迫使反动派于同年底释放被捕的全部农友。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工农民运动的发展。4月，彭湃到了广州，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负责处理部务工作。
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后农民运动的发展，急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彭湃在过去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更认识到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此，他利用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职之便，积极倡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同意，农民运动讲习所得以开办。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广州先后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担任第一、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在第二、三、四、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员，讲授了《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等课程，系统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他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在彭湃的主持下，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国民革命理论，学习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把学生培育成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干部。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被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选入《农民问题丛刊》，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国共合作以后，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在彭湃、阮啸仙等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1925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被选为常务委员。当时广东省已有二十二个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二十一万人。至1926年5月，在广州又召开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彭湃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当时广东省有农会组织的县已达六十六个，农会会员已达六十二万人，占当时全国农会会员的三分之二，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和楷模。
彭湃在广州工作期间，还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和要求。他了解到广州的人力车工人绝大多数是海陆丰等地的破产农民，其中有的是农会会员，在“七·五”农潮以后被迫到广州当苦力拉黄包车，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他亲自去拉黄包车，深入到工人中去，发动工人组织起来，反对车主、工头和包租人的压迫和剥削。经彭湃、李劳工等的努力，1924年6月26日成立了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之后相继建立了第二、第三人力车工人协作社。1925年6月，广州和香港工人爆发了为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省港大罢工。随东征军回师广州参加平息刘杨叛乱的彭湃，积极发动和组织全省农民支援罢工，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检查“仇货”，断绝对香港的大米、蔬菜供应，拒绝与英商贸易等。8月4日，他还出席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并发表演说，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明确提出了“工人大联合”。他的演说使罢工工人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感到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就有无穷的力量。10月18日，他还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作报告，再次强调工农联盟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这反映了彭湃关于工农联盟的正确主张。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革命中心向北转移。1927年3月，彭湃和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从广州到武汉工作。他除被聘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外，还与毛泽东、方志敏等筹建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担负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革命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刻，1927年4月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彭湃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0月30日，海陆丰农民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取得了胜利。彭湃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海陆丰领导筹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1月中旬，陆丰县和海丰县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彭湃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立即实行分田，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这为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引起敌人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纠集重兵围剿海陆丰。革命武装红二师、红四师及农军奋起反击，坚持了四个月之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彭湃率领革命武装转移到潮阳、普宁、惠来交界的大南山，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28年7月，彭湃虽然没有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但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他奉命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工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为了革命的事业，他废寝忘餐地工作。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092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