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东郊银河公墓中有一块刻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的石碑，上面写着温盛刚(中共党员)、谭国标、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六个名字，这就是被反动军阀政府所杀害的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的六位领导和骨干成员。
广州“文总”成立于1933年4月，下设“社联”、“左联”和“剧联”等组织。广州“文总”由何干之(谭秀峰)任书记，谭国标任组织部长，温盛刚任宣传部长，凌伯骥、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都是“社联”的负责人或骨干成员。1934年1月，谭国标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为人民的利益而壮烈牺牲。
温盛刚，1907年7月4日出生于广东梅县松口车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至1924年夏，他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书。1924年7月，考进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初，在北师大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政府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温盛刚也在受通缉之列，他便于1927年6月10日东渡日本，学习、研究和翻译马列主义著作。温盛刚是一个爱国青年，“九·一八”事变后，由温健公、张友渔、秦元邦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领导留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二”事件，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传出后，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发动了一千多名同学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愿，温盛刚带头向国民党的驻日大使提出和日本断交的请求，并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坚决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这次集会，又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由于温盛刚及时化装逃走，才幸免于难。
1932年春，由于日本政府的通缉，温盛刚化装返回祖国，先是在中大当代课教师，后来通过别人介绍，在合作总社谋取了一个干事的职位，以此作掩护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夏，他与被日本政府驱逐回来的留日进步青年何干之、谭国标一起创办《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由他们自己出钱印刷、自己写稿、自己发行。之后，他们与中大、女师等处的进步分子联系，组织读书会，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由于他对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工作，因而为广东反动当局所仇视。1934年1月29日，温盛刚在东华西路复兴新街住所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温盛刚在狱中坚贞不屈，尽管敌人采取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反复对温盛刚进行威胁利诱，但毫无结果。为了使监外的同志知道监内的情况，温盛刚通过其家属来拿取脏衣服出去洗的机会，把纸条塞在西裤夹缝中传送出去。
在被关押的半年时间里，亲友们为他到处奔走，多方营救，但没有效果，当他得知敌人将下毒手的时候，就给亲人写了简短的遗嘱，劝慰父母不要为他的死而悲伤，要求妻子和弟弟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1934年8月1日午后，温盛刚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六岁。
谭国标，191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1923年至1928年在广州市广雅中学和中大附中读书，受到大革命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谭国标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行径非常气愤。1928年高中毕业后，他与何干之一起，在广州永汉路(现在的北京路)开设一间“秋明书店”，出售进步书籍，成为联络革命青年的一个据点。不久，这间书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并以“共产党分子嫌疑”的“罪名”将谭国标逮捕。反动当局的迫害激起了进步学生的公愤，纷纷提出抗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反动当局才不得不释放谭国标。
1929年春，谭国标和何干之到日本留学，考进东京明治大学社会系。在这期间，他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因而遭到日本政府的迫害，同年12月经由上海、香港回到广州。他从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抗日救国为民族和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并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还与何干之、温盛刚等人先后创办了《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并于1933年4月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谭国标任组织部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和领导“文总”的活动。他的住处就成了秘密活动的一个据点。由于谭国标等人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文总”的影响日益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这就引起广东反动当局的仇视。1934年1月30日，谭国标在法政路家中与爱人叶抱冰等同时被捕，谭国标被以“首要政治犯”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公安局第三监仓里。
谭国标身陷囹圄之后，敌人千方百计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文总”的组织情况，对谭国标施以种种酷刑，打得他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但他宁死不屈，给予敌人的回答总是“不知道”三个字。他对同牢的同志说：“搞革命就必然会有牺牲，为革命而献身，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光荣。”在思想上早已作好了为民捐躯的准备。他在狱中事先写好了一份遗嘱，通过一位同情革命名叫阿超的工人把它带给已出狱的爱人，嘱咐她“要坚强起来，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要劝慰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的遗志。”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4年8月1日下午，谭国标惨遭杀害。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凌伯骥，又名鸿业，1915年出生于广州市，原籍浙江会稽。凌伯骥的生母俞氏早年去世，继母傅氏视凌伯骥如同己出，这对凌伯骥的学习和成长有过一定的影响，凌伯骥后来经常在家里进行革命活动，如开小组会、刻印宣传品等，都得到傅氏的支持。
凌伯骥读书聪明，小学未毕业却跳上中学，中学时期成绩优异，得到免费生的奖励，后来直升中山大学社会系。他经常到神州国光书店去阅读进步书籍，秘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恩著作。
凌伯骥读书期间与中大进步教授何思敬关系密切，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深为何思敬所器重。伯骥是“文总”属下“社联”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中大“抗日剧社”的活动;又是《新启蒙》、《星光》、《新路线》等进步刊物的主编，发表过不少文章，成长为一位很有才华的革命知识青年。
1934年1月28日晚，凌伯骥在丽水坊家中被捕，与赖寅仿、郑挺秀、何仁棠一起被关押在公安局第二监仓内。在狱中，凌伯骥坚贞不屈，受尽种种酷刑，却始终不向敌人供出“文总”和“社联”组织，内部的情况，保护了同志的安全。在临刑前，凌伯骥曾给亲属写了三封绝命书，一封是给父母的，叫他们不要伤心，就算少生了一个孩子;一封是给弟妹的，叫他们好好做人，将来成为一个中国的好青年;另一封是给他的亲密战友伍翠云(即伍乃茵)的，叫她坚持革命到底。
1934年8月1日下午，凌伯骥英勇牺牲了，当时他还未满二十岁，是六位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个。
赖寅仿，乳名志深，字美恭。他生于1911年11月，是广东省清远县昆盏坳村人。1926年，赖寅仿进入清远中学，他受到当时大革命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1928年，赖寅仿初中尚未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推荐去中山大学预科班学习，两年后又正式升入中大社会系。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秘密的读书会，研读马列主义著作。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赖寅仿积极投身这一活动，曾参加中大的“社会调查队”，到广州市区海珠桥一带向苦力工人、人力车夫等作调查，并向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此外，他在中大还参加“文艺研究会”“抗日剧社”等进步团体，与凌伯骥一起创办《新启蒙》杂志，发表进步文章。
赖寅仿处事勇敢机智、有组织才能，他不仅在学校里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而且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农民进行抗租反霸的斗争。1933年暑假回乡期间，他以清远学生的名义揭发县长吴风声贪赃枉法行为，并在良盏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抗缴吴风声额外强加给农民的人头税(每人一元)等苛捐杂税，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县长闻讯，派出军警逮捕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未能得逞。赖寅仿在回广州途中，还召开过几次类似的群众大会，于是反动当局便行文至广东省府捉拿他。赖寅仿因而被迫离开了广州。经何思敬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参加中国文化总同盟的组织活动，并与广州“文总”及一些进步教师、同学保持联系。1933年秋，他回到广州，参加“文总”的活动，1934年1月23日，他不幸被捕，同凌伯骥、何仁棠、郑挺秀一起被关押在公安局二号牢房里。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坚贞不屈。1934年8月1日下午，赖寅仿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三岁。
郑挺秀，广东恩平县君堂乡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芷腴是君堂乡独醒小学(后来改为中学)的校长。郑挺秀共有兄弟姊妹九人，他排行第六。兄弟姊妹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四人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郑挺秀1923年在君堂小学毕业后，升入恩平中学，1927年秋到广州考入中山大学预科，读了两年之后升入中大经济系。郑挺秀一向勤奋好学，能阅读英、法、俄、日四个国家的文字。他平时生活俭朴，把节约下来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购买书籍，日常总是手不释卷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他在何思敬、何干之、温盛刚、谭国标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3年，他参加了广州“文总”，是该组织属下“社联”的骨干分子。同年下半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到广西梧州当中学教员的机会，继续留在广州，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文总”的工作。当时他住在广州市教育南路朝观街风山书院(恩平县郑姓宗祠)内，他的宿舍就成了联络“文总”成员和恩平县学生的一个据点，“文总”的领导人经常来这里开秘密会议或油印宣传品等。他负责主编和出版《大众科学》共五期，第六期刚印好即被反动当局没收了。此外，他还参加编辑和出版《新潮》《新路线》《星光》等刊物，并参加中大“抗日剧社”的活动，大力宣传我党关于反蒋抗日的主张，揭发国民党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
1934年1月28日晚，郑挺秀被捕入狱，与凌伯骥、何仁棠、赖寅仿等一起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特别侦缉部的二号监仓里，在狱中，他英勇不屈，尽管敌人施以种种酷刑，均无法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还把纸条塞进脏衣服的夹缝中，通过家属把狱中情况传出去。临刑前，他还给家人写去遗言，说明自己在狱中，表示自己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死，永不后悔的坚强意志，并勉励兄弟姊妹们要坚强奋斗。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4年8月1日，郑挺秀被杀害，当时年仅二十五岁。
何仁棠，字阴基，广东省澄迈县人(今属海南省)。1910年出生，自幼在本县读小学和中学，1930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他学习勤奋，处事沉着冷静，有正义感，是一个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何仁棠和中大进步同学凌伯骥、赖寅仿等人一起，积极投身这一运动。当主张反蒋抗日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何仁棠曾前往福建了解情况，对抗日的军民表示支持和敬意，谴责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他在学校里，参加了由左派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在《现代史学》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政策。1933年，他参加了广州“文总”，成为广州“文总”属下“社联”的中坚分子。他与“文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温盛刚等来往很密切，经常在广州市维新南路(今起义路)的住处商谈和联系工作，撰写文章。
1934年1月28日晚，何仁棠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与赖寅仿、郑挺秀、凌伯骥一起被关在公安局的第二监仓内。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当敌人在狱中进行所谓宣判时，他鄙视敌人的判决，凡是判决书中有涉及其他人的问题，他都说：“不关他人的事。”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宁愿牺牲自己来保护同志。他于1934年8月1日下午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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