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北郊七十里外的花县文笔岭上，有一座别具一格的坟墓，墓正中竖的一块花岗岩石板上阴刻着“王福三烈士史略”的碑文。只要你看完这约三百字的碑文，就会被王福三这位为农民阶级谋利益最奋勇之烈士的事迹所感动，对这位不屈的共产党人肃然起敬。

　　王福三，1886年出生在泰国一位华侨的家庭，原籍系广州市郊花县二区九湖乡人。他原名叫露福，因有五兄弟，他排第三，因此人们都称他“福三”，他九岁时跟随父亲返回祖国，在本乡私塾读了四年书，十三岁时，因家贫辍学。他先在本乡学校当了一年炊事员，后在花县当药店工人、小贩等。至1910年，因在家乡生活难熬，王福三被迫到外地谋生，曾在南海县平地乡乐善堂药店当店员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每年均有几次回家乡探亲，因而得知乡里的地主豪绅管理公堂账目贪污作假，并已将公田一百多亩变卖等。王福三对此愤愤不平，便向乡村里的“父老”建议，要求公布公堂的账目，得到乡中群众的赞同，并让王福三物色可靠的人来管理。王福三遂挑选了为人忠厚的王学文、王礼芬等人来管理，并将公堂的剩款买回已卖掉的公田，这是王福三为家乡农民办的第一件好事。

　　1919年，花县平山乡的大地主刘寿朋为刘氏宗祖葬山，竟葬到九湖乡王氏祖公的山界内，遭到王姓群众的反对。但刘寿朋自恃有官府做后台，强行葬山，二区区长竟出面支持。九湖乡的群众无奈，便派人请王福三帮忙。王福三详细了解情况后，便向乡亲们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对付刘寿朋，刘族的人有一百亩田地在我们乡内，且多是我们兄弟租耕的，只要各兄弟一齐向田主说，如不迁走刘姓祖坟，全体退田不耕，并将他们的田一丘改成二丘，声明每亩田要取回谷五十斤，作为我乡办学之用。这样就可以斗赢刘寿朋!”乡亲们按他的办法去做。刘寿朋担心把问题闹大，自己损失太大，便将刘氏宗祖迁回不葬。这一斗争的胜利使王福三更为乡亲们所信赖。然而大地主和伪区长却对王福三怀恨在心。

　　斗争的实践，使王福三认识到要对付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非将农民组织起来不可。1920年，他着手建立了“九湖乡自卫农团”和“九湖乡自治会”，借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王福三被选为“九湖乡自治会”会长。自治会的主要宗旨是处理乡里的事情，监督公款的开支，调解纠纷。此后，农民有事都找自治会解决，不必再花钱去求乞地主豪绅和政府。

　　1923年初，共产党员阮啸仙到花县的九湖、莲塘等乡村宣传发动农民运动，使王福三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1924年初，彭湃也到花县指导农民运动。在彭湃的指导下，王福三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4年4月，九湖、元田、宝珠岗等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尔后，王福三带领农会会员与反动势力作斗争，收回乡村的公枪和祖堂财产管理权，抗交各种苛捐杂税，初步显示了农民协会的威力，紧接着，阮啸仙再次到花县指导农民运动，他和王福三等在天和圩设立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至7月，花县的农会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家。

　　同年秋天，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的王福三，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工作，经常起早摸黑，奔东村，跑西村，宣传发动农民。经他不辞劳苦的工作，花县农会发展很快。10月19日，在九湖乡成立了花县农民协会，会员达六千多人。王福三被推选为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

　　此后，王福三深感责任重大，总是废寝忘餐地工作，率领农民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在全县范围内没收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枪支，将过去为地主豪绅把持用来剥削农民的“猪屎会”收归农会所有，取消给地主送租等;废除乡村的所谓“自卫谷”“保长谷”等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等。这些维护农民利益的行动，深得广大农民支持。但地主豪绅极力抗拒，恨得要命。以江新南、刘寿朋为首的集团，竟组织起“花县田主业权维持会”(简称“地主会”)与农民协会相对抗，并收罗了全县的土匪恶霸和流氓组成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民团”，由伪县长江侠庵为“地主会”会长兼“民团”团长，刘寿朋、江耀中为副会长，妄图摧毁花县农民协会组织。他们拼命扩张势力，规定乡村中凡有五亩田以上者一定要加入地主会，并按田亩纳会费。同时还仗势占领农会会员的耕地，暗杀农会干部，并出告示威胁各地农会，气焰十分嚣张。以王福三为首的花县农民协会，为了回击敌人，迅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以对付反动的地主武装，保护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4年10月，广州的大买办陈廉伯和地主兼资本家陈恭受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支持下，组织商团武装举行叛乱，妄图推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府。商团的反动势力迅速向南海、花县、番禺、佛山、江门等地发展。花县反动地主江耀中、刘寿朋等立即与反动商团武装相呼应，企图在粤汉铁路新街站附近掘断铁轨，以阻止孙中山的北伐军回师广州平息商团叛乱。王福三探悉此情报后，立即向广东革命政府报讯，并在花县张贴布告，揭露江耀中一伙的罪恶阴谋。同时还派人通知县长要求派队伍驰往平山缉捕江耀中、刘寿朋，下令解散花县地主会。由于王福三的机警善战和先发制人，终于粉碎了花县反动地主的阴谋，消弭危局。地主豪绅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对王福三更加仇恨，扬言要杀掉王福三，并到处出告示：俘杀王福三者，悬赏九百银子。王福三听到这个消息后泰然处之，并坚决地说：“死有什么可怕!我已看透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意义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此后，花县的反动势力加紧策划摧毁花县的农会组织，多次用武力进攻农民协会，蓄谋杀害王福三。10月下旬，土匪恶霸头子江锦棠、张九、卢永隆等率领五百匪徒突然向花县农民协会会址九湖乡发动围攻，企图一举捕杀王福三。敌人攻进农会后，烧毁了农会的用具及文件材料，但抓不到王福三。因王福三在农会会员的掩护下，机智地逃脱了敌人的围捕。

　　反动武装围攻县农会的事实，使王福三进一步认识只有扩大农民武装，才能保护农会组织，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立即召开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会议决定用乡村里“猪屎会”收入的钱来购买武器，加强农民自卫军的装备，以对抗反动地主武装的进攻，并决定把县农民协会的会址迁到鱼苟庄去，使农会的工作得以正常开展。

　　与此同时，地主豪绅却采取阴险的行动，一方面到处散播谣言，污蔑农会组织为“匪徒组织”;一方面唆使县农会财务出面反对农会的革命行动。王福三察觉到情况复杂，分析了王锦焦活动诡秘，可能有问题，立即派员侦查王锦焦的行踪。后查清王锦焦是平山地主集团掌握的组织“联护约”的成员，是地主集团在九湖乡的代理人，是潜伏在农会组织的叛徒。为了保卫农会组织，王福三下决心惩处王锦焦。

　　1925年1月18日晨，王福三偕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黄学增、何友逖到风岭捉拿叛徒王锦焦。地主豪绅闻讯，派人半路拦截，并乘机捕杀王福三。当王福三、黄学增等将王锦焦押到庙岭坳时，地主豪绅即鸣锣告警，地主匪首江耀中、刘寿朋等带领匪徒冲杀过来。元田的农民自卫军听到锣声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即集合队伍奔赴参加战斗。县农会本部的农民自卫军闻讯也集队前往打击匪徒。然而这时李溪的匪首张九、平山的匪首江季瞻听到暗号后，马上集队围攻花县农会。为了保护花县农会，农民自卫军只好折回与张九和江季瞻等匪徒作战。王福三、黄学增目睹匪徒愈来愈多，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危急，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力量，遂决定由黄学增、何友逖等率领农民自卫军向元田撤退，王福三带领十多名农民自卫军在后面作掩护。匪徒依仗人多势众，尾追不舍。王福三只好率领农军且战且退，当退至九湖横枝柄的灰砂山边时，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不能行走。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继续与敌人战斗。眼看敌人要围上来了，农军战士要撤退，但王福三坚决拒绝说：“我们退避元田乡，则该农民协会又被摧残矣，盖决一死战!”并立刻命令自卫军全部撤走，他自己负责掩护。团匪很快扑近王福三，这时王福三的子弹已用完，遂用手枪击伤扑上来的一个匪徒左颊。匪徒们向王福三开枪扫射，王福三身中数弹倒地，但仍未断气，残暴的匪徒使用大石头砸其头部，王福三最后壮烈牺牲了。禽兽般的匪徒还在王福三烈士的尸体上割去左耳，斩去右手，残忍至极。

　　9月26日，花县农民隆重举行公葬王福三烈士大会。会后组织了1万多人的送葬队伍，农会会员抬着王福三烈士的灵柩，由农民自卫军武装护送，取道于天和圩、洛场、平山直至花县县城附近的文笔岭。送葬队伍沿途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工农团结万岁!”等口号。这一激昂悲壮的送葬活动，既是各界人民对王福三烈士的深切怀念和敬意，也是对反动势力的示威游行，充分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团结和雄伟力量。王福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文笔岭上。当年花县农民协会为他树碑纪念，碑文中写道：“烈士王福三死矣!但其奋斗之精神未死，久在吾辈脑海中，必得最后之胜利。”